相调换。如此一来，使得兵无常帅，帅无常师，兵将因此互不相识。

虽然此举降低了藩镇造反的可能，但也使得军队战斗力大减。有人建议，等到紧急的时候，就没有所恃。不如诸路将兵，总是隶属禁旅，使兵将相互熟悉。如此则有训练的好处，无番戍的烦劳。王安石于是改订兵制，分置诸路将副。京畿、河北、京东西路，置三十七将，陕西五路，置四十二将，每将麾下，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数十人，与诸路旧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。

宋初开科取士，依然是按照唐朝的旧制，进士一科，限年考试，考试的科目，就是诗、赋、杂文以及帖经墨义等。宋仁宗赵祯听取范仲淹的建议，有心复古，于是广兴学校，科举须先试策论，次试诗赋，除去了帖经墨义。范仲淹离开，又恢复旧制。

王安石当国之后，想把科举革除，一意兴学。当时由赵顼下令召集众人商议。苏轼说道：“仁宗立学，徒存虚名，科举未必无用，不必改变。”苏轼字子瞻，又字和仲，号东坡居士，眉州眉山人。

苏轼在宋仁宗景祐三年出生于眉州眉山，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。苏轼的祖父苏序表字仲先，祖母史氏。苏轼的父亲苏洵，就是《三字经》里的“苏老泉。苏洵发奋虽晚，但很用功。苏轼其名“轼”原意为车前的扶手，取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，不可或缺之意。苏轼生性放达，为人率真，深得道家风范。好交友，好美食，创造许多饮食精品，好品茗，亦雅好游山林。

嘉祐元年，苏轼首次出川赴京，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。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和十九岁的苏辙，自偏僻的西蜀，沿江东下，于嘉祐二年进京应试。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，小试官是梅尧臣。这两人正锐意诗文的革新，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，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。策论的题目是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苏轼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。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，为了避嫌，使他只得第二。

苏轼在文中写道：“皋陶为士，将杀人。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。”欧、梅二公既叹赏其文，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。等苏轼谒谢，即以此问他。苏轼答道：“何必知道出处！”欧阳修听后，不禁对苏轼的豪迈、敢于创新极为欣赏，预见苏轼将来：“此人可谓善读书，善用书，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。”

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，苏轼一时声名大噪。他每有新作，立刻就会传遍京师。当父子名动京师、正要大展身手时，突然传来苏轼、苏辙母亲病故的噩耗，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。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，嘉祐六年，苏轼中制科考试，入第三等，为百年第一，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

四年后，他回朝判登闻鼓院。治平二年，苏洵病逝，苏轼、苏辙兄弟扶柩还乡，守孝三年。三年之后，苏轼还朝，正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。苏轼的许多师友，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，因反对新法，和王安石政见不合，被迫离京。

再说苏轼上书奏之后，赵顼颇以为然。王安石认为科法不完善，一定要改变。当下由辅臣互为调停，以经义论策取士，罢除诗赋、帖经、墨义。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，注重经学。王安石还写了《三经新义》，注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，颁行学官，无论学校科举，只准用王氏《新义》，所有先儒批注，一概废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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